二，媒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今天，中国媒体经济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年度总结和宏观分析
自2007年以来，于国铭教授一直在做媒体经济研究的年度总结。从“渐进式改革”到“语法革命”(2008)、培育市场主体、建立竞争机制(2010)等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还提出了传媒产业发展的四个转变(2013年)、互联网下的中国传媒产业(2016年)、技术驱动型传媒。但笔者认为将互联网分为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过于简单化，互联网的发展没有死胡同。此外，陶希宏和丁提出了构建传媒产业的四种共生模式；赵分析了中国传媒业的重组和产业链的演变。这些研究主要是产业经济学框架内的宏观分析。
2.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对媒介经济的基础研究非常薄弱，但也有少数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谭天综合了注意力经济和影响经济的理论，提出了意义经济理论：“意义经济是指媒体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实现其商业价值，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i]有学者试图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突破传播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壁垒。孙认为，运用社会资本视角“可以实现媒介经济学研究的三次飞跃，即媒介的正式收入与灰色收入、媒介组织收入与个人收入、媒介产品收入与互动(公共关系)收入的飞跃”[ii]但同时，他认为“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并不能有效解释媒体会展、灰色收入等非经济因素，进而提出媒体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对此，王良批评说，他“混淆了媒介经济性质的研究和媒介经济理论的研究，混淆了媒介经济研究的局限性和媒介经济理论的局限性”[iii]王圣元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和关系资源，可以为探索媒介经济的本质提供新的思维路径。但是，社会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在分析企业的具体经济行为时，必须从关系网络的‘资本化’来理解企业的社会资本。”[iv]
3.媒体融合研究
近年来，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经转向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产业融合。谭天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媒体整合发展战略。蔡琦和吴晓珍用创新经济学理论探讨了媒体整合的发展战略。但钱广桂、陆凯对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媒介融合进行了多元分析，指出：“这些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具有明显的表面性、商业性、现象性特征，新闻传播范式明显偏颇，忽视了产业融合和市场融合的本质。这种解读偏差是对现有新闻传播研究范式和西方新闻传播技术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不利于解释媒体市场现象的经济本质，也解释了中国媒体经济研究的困境。”[v]
4.媒体监管研究
李娜探讨了媒体经济体制影响下的媒体发展模式。Xi颜群以制度经济学及其产权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分析了我国媒体产权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媒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郝宇、王明洲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媒体制度成本控制理论进行研究，提出政府和媒体主体在随后的媒体制度改革中都要保障产权、充分竞争和非正式规制来解决问题；许、等人考察了美、英、韩、俄等国的传媒制度发展，寻求中国特色传媒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和理论演绎。朱春阳认为：“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珠江传播格局，对中国媒体整合规制取向的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其中，政策调控是核心问题，其价值取向和目标应体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要求。”【vi】但是，传媒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制度设计也不是一个只有传媒经济理论才能解决的问题。
5.新媒体经济研究
于国铭和范勇军认为：“随着互联网逻辑逐渐成为媒体领域的主导逻辑，其基础设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在这种‘互联互通’的基本逻辑的影响下，整合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传媒产业的主流经济形态。”[vii]王庆凯认为，用户经济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经济的新模式。随着新媒体经济的发展，和黄对新媒体经济和媒体平台进行了研究。吴和张双月认为：“新媒体经济作为当前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的产业融合形式，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谭天提出新媒体经济是关系经济，新媒体运营是从关系到联系的发展。他还分析了社交媒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访问、场景和资本。
6.出国留学
许多学者也对国外媒体经济的动力、热点、体制和范式变迁进行了研究。在考察了西方媒体政策的范式转变后，董侧田和陈颖指出：“在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公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种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viii]徐、鄂以美、英、韩、俄等国的传媒体制为考察对象，基于政治、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视角，结合国际传媒的变化和中国传媒改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产业应充分重视传媒在政治、产业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差异化改革和分类发展。也要注重三大领域的业务协调、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行“三分”，从“三分”走向“融合”，这将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的可能趋势和主要特征。”[ix]于国铭和曹璞对2015年国际媒体经济研究热点进行了纵向比较，发现“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全球媒体行业面临的共同背景；关系变量
地位突显；市场研究让位于生产研究。”[x]此外，还有大量实务研究、对策研究，就不一一枚举了。以上主要议题中，基础研究最为薄弱，由于基础理论支撑不足，也影响其他研究的水平。媒体融合和传媒经济形态研究则趋热。笔者当下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议题应该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尤其是对新媒体经济规律的研究；二是针对我国传媒转型急需的传媒规制的研究。“我国当下的媒介规制议题破除了着眼点单一化的藩篱，研究视角转移向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规制。但目前的互联网产业规制的调整和动荡也呼唤着互联网规制走向更加有序、放松的融合性规制。”[xi]（未完待续）
谭天论道公众号、头条号祝各位女粉三八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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