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西汉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为后来汉武帝的大刀阔斧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基础,汉文帝刘恒因此也受到了后世的称赞,但是在刘恒任期内,他也并不是做到了完美。
汉文帝前四年,汉开国功臣,平灭吕氏、迎立文帝的元勋绛侯周勃免相就国,结束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退居封地绛县(今山西侯马市东)。久经宦海,面对了太多的杀戮,张侯已是心存畏惧,家居见客时常陈兵列甲。于是有好事者告发周勃谋反。文帝命廷尉审理此案,将周勃看押在廷尉监狱。此事被文帝之母薄太后知道后,责骂文帝糊涂,想那周勃诛灭吕氏之时,掌握着皇帝玉玺,统率着精锐的北军,尚且不反,如今退居小小的绛县,反而要谋反了?文帝一时语塞,很快释放了周勃,恢复了爵位。
由于太后明理,绛侯只是虚惊一常周勃的儿子条侯周亚夫就没那么幸运了。汉景帝三年,吴、楚等7国叛乱,周亚夫受命于危难,被景帝任为太尉,统兵平乱。凯旋之后,周亚夫深得景帝尊宠,于景帝七年升任汉丞相。至景帝中三年周亚夫免相家居。景帝后元年,条侯周亚夫受儿子盗买县官器物一案牵连,入狱受审,不堪受辱,绝食而亡。如此一位大功臣这么快就从荣誉的峰顶跌落尘埃,究其原因主要是得罪了皇帝一家子,七国之乱时,叛军首行攻击的是梁国,而梁国刘武与景帝是同母兄弟。
当时周亚夫在出征前已定下战略:不与剽悍的吴楚联军争锋,用梁国吸引住叛军,然后出奇兵断绝叛军粮道,叛军当不攻自破。景帝批准了这一战略决策。但此时梁王已被迫死守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岌岌可危。情急之间他多次向条侯求援,但条侯只是坚守,遣轻骑兵直插淮泗口(今江苏洪泽湖中),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王只得直接向景帝求援了。景帝顾及兄弟而不管既定战略,竟下诏令周亚夫发兵救梁,但条侯周亚夫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守至叛军因断粮而退兵时,才率精兵出击,一举击破吴、楚联军,平息了一场大乱。梁王却对周亚夫“见死不救”怀恨在心,每次朝见景帝时都要说他些坏话,加上窦太后在一旁帮腔,所谓积毁销骨,景帝也不能不受影响。
周亚夫在丞相任上也多次抵触景帝,景帝要废黜太子刘荣(即栗太子)改立宠妃王夫人之子刘彻(即日后的汉武帝)为太子,周亚夫认为不应轻易更换储君,景帝从此开始疏远了亚夫。约在景帝中三年,窦太后提出要封已册为皇后的王夫人的兄长王信为侯,以赏外戚,景帝认为即便表示谦让也应缓封,但窦太后认为应乘本人健在时封赏,免留遗憾。景帝无奈,只能找丞相周亚夫商议此事,鲠直的条侯搬出高帝“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盟约,景帝只能作罢。
过了不久,匈奴王徐卢等人归降,景帝想封他们爵位以劝后来者。但丞相周亚夫指出若加封背叛主人的人,又如何来指责失节的臣子呢?景帝不以为然,宣称丞相之议无效,竟封徐卢等为侯。条侯周亚夫于是称病不上朝,最后被罢免了丞相之职。过了几年,景帝后元年,某一天,有官吏上门责问闲居在家的周亚夫,讯问有关皇家兵器盗卖案的情况,条侯凭着贵族身份竟不置一辞。原来是条侯的儿子为父亲在准备今后的陪葬用品时,收买了一批皇家仪仗使用的盔甲盾牌之灯,共有 500具,采买过程中,雇工很是辛苦,而支付报酬时得罪了帮助办事的,于是告发条侯之子盗买皇家器物的状子递了上去。
这原本是可大可小的事,只是景帝已不再宠信条侯,正好借题发挥,将此案交廷尉申理。后听说条侯竟拒答审案官吏的质询,更是火上浇油,只说了一句:“我不用也。”对景帝这句话后世有多种解释,主要有二,一是根本不用条侯对质也可定案;二是向办案人员表示朝廷不会再起用条侯了,尽可放手审理。随后条侯周亚夫就被送进廷尉监狱,原本是受到牵连,就因为景帝的态度,条侯似乎成了主犯。廷尉审讯条侯也是硬往谋反罪上套。当条侯辩解这些器具只作陪葬品用时,审案的官吏竟指称“侯爷是要在地下谋反了”。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乎主审官逼供,狱吏虐待,无以复加。条侯周亚夫被捕时就想自杀,但由于夫人的劝阻而未遂,此番见官吏如此诬赖逼供,知断无生理,于是他绝食抗议,以表清白,五天以后竟吐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