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西方日报》，2016年2月
摘要：
评书作为一种新闻叙事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中。本文以央视新闻评论节目《新闻调查》为例，探讨评书新闻叙事模式的两个特点，并试图总结评书新闻叙事模式的优缺点。
关键词：
《新闻调查》；讲故事的新闻；叙事；缺点；思考
《新闻调查》是央视的深度新闻评论栏目。着重研究新问题，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它以记者调查采访的形式呈现事实，将报道的事实呈现为故事情节的曲折，制造戏剧性的冲突。与提出论点、提出论据和论证的程序性评论相比，它在传播理念和传播效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梁建增在《调查中国》中写道：“《新闻调查》被认为是电视新闻改革达到重要水平的标志，这种形式的调查也被认为是电视升级的产物。”[1]32
一、讲故事新闻的叙事方式是什么
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总结说，故事的魅力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与变化之间，必然与不可预测之间”。[2]评书作为一种新闻叙事方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中。《新闻调查》播出之初，有一句“三性”口号，即新闻、故事、调查。当时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圣提出：“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正是因为这个栏目定位，《新闻调查》才有意识地把故事当成一种产生意义的方式。叙事上，《新闻调查》模仿电视剧的做法，把45分钟的节目分成几个小段落，制造和强化悬念。每一段都设置了张力，类似于戏剧冲突的内在矛盾。每一段之间都有一个同源的逻辑联系，新鲜的信息在环环相扣中不断涌现，吸引观众观看。
(一)故事结构节目，增强戏剧冲突
从央视新闻评论部发布的众多总结性文本中，不难看出用故事进行节目编排的策略。反腐计划《从市长到囚犯》的题目是强调冲突和对比的效果。导演塞纳说：“我们有三个任务：一个叙事，两个人物塑造，三个询问。探索问题的味道不要太浓，问题要尽可能的包裹在叙事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在记录东北基层选举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的策划过程中，策划人和导演试图在节目中讲述一个故事性很强的新闻事件。但让导演兴奋的是，现实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戏剧化，一匹黑马——在选举中被打死，一个老村长却完全不重视，却差点爆出冷门的前抽水官王晨，让选举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和悬疑。选举中“黑马”的出现，足以体现选举的民主性和公开性。但当“黑马”落败后，上级任命的老村长在选举中“险胜”，却最终证明了老任命干部职能制的公信力。
(二)讲故事过程的展示方式使观众能够行使知情权。
“讲故事离不开过程展示，知道或参与某个过程是一种特权。手术过程只有医务人员参与，过去只有相关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大多数事件，我们可以知道结果，但不能参与过程，因为过程中隐藏着很多秘密。——魔术变魔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过程。”[3]同样，利用流程展示报道新闻也有着超乎寻常的效果，让我们每个人都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沉迷于故事之中，小心翼翼地度过探案破案的瘾，让记者代表观众行使知情权叙述新闻事件。
二，评书新闻叙事风格的弊端
基于故事的新闻叙事方式在讲故事方面的优势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叙事方式在新闻节目中也有各种弊端。
(一)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使社会现象个性化，削弱了普遍性
讲故事新闻是记者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优于直接讲述或报道。它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新闻传播的自然特征，还在于意识形态在我们生活的特定语境中的传播。所以，新闻评书更像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当事人或参与者以各种方式讲述或演绎与新闻相关的观点和过程后，整个新闻仿佛变成了一部文学作品，烙上鲜明的个性特征，有主题、有内涵、有思想，但其真实的一面有待商榷，其必然性被偶然所掩盖。不能说完全没有普遍意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大削弱了。
《山顶上的希望》不采用劳动的宣传方式，而是采用记录的形式。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高大全式的，而是有一些心理缺陷。应该说，这是一种真实、简单的打动观众的方式。但是由于特殊的人物事件和完整的故事，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把自己放进去的地方。这个项目塑造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人。他不小心进入了中心，却始终没有融入其中，最后又回到了边缘。主角的自述展现了这样一种生活：一个失去父亲的农村幼童为了维持生活，上山砍柴、卖头发、卖指甲，甚至出去乞讨；20世纪末，三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里教，只有一个老师；在鲜艳的红旗下，一群农村孩子用变调的方式唱着国歌。不是学习某种精神，而是去理解和感受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在过去，一种行为通常被理解为受到某种精神和价值观的驱使。现在，同样的行为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前者要学，后者是别人无关的故事。作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他的行为也使得以民间形式出现的“希望工程”这一民族行为具有了持续的合法性。一个庞大而隐蔽的群体，在被遗忘的同时，成为了“希望”的承载者，成为了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见证人。作为被遗忘行为的实施者，国家首先作为救赎者出现在他们面前，重新融入发展的大叙事中。
(二)故事的叙事风格拒绝解读观众的身份，削弱了其影响力
当新闻事件以有始有终的故事形式出现时，会被解读为特殊事件，失去了举一反三的可能性，这是由故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当社会现象被解读为由命运或其他偶然性决定的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时，就会被解读为故事，受众在没有经验和认同替代的情况下，很容易失去应有的影响力。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主角，必然导致观众没有上升到社会和历史的整体高度，而是被主角的故事所吸引，从而忽略了人是社会群体和社会及其系统的代表。
《宏志班》是《新闻调查》的第一个程序。记者白首先把观众带到了一部电视剧的招生现场。这部8集的电视剧是以弘治班为蓝本，但最终选择的是一群出身优越的孩子，以龙虾为日常谈资。“其本身的戏剧性在于，弘治班把极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城市底层儿童集合成普通市民，而其他成绩一般的孩子大部分成为遗忘/不可恢复。所以，在底层的孩子中，人为地存在着两极，即好成绩/可改革成绩和一般成绩/不可改革成绩。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特殊人群的生活容易导致对宿命论的理解，而弘治阶层更是让这种误解站稳了脚跟。”[3]像《王子与穷小子》现实的反转版一样，红之坂的故事原型成为悲剧明星和贫困家庭的标杆模式，满足了都市阶层的虚荣和廉价同情。在满足这种心理的同时，引导和推动的使命已经退到了无穷。于是，人们沉重的心不再被感动，也不再被捧着一把苦涩的泪水感动，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命运”。过去，传统的宣传为了促进行动而诉诸情感。在这种叙事中，观众的情绪以情绪宣泄告终，不仅没能推动行动，还只能在情绪上触动。
3.关于“讲故事”新闻叙事方式的几点思考
(a)以人为本的住房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位记者有一段经历说，“一个节目，尤其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一个详细的故事设计，就意味着强迫观众接受”。策划《新闻调查》的学者也强调，《新闻调查》要“以主题为导向，以事件为导向，以故事为导向，以故事为导向”，“加强讲故事和细节事件的能力”。有详细的故事设计是对观众的尊重吗？在实践中，细节和故事的确可以淡化强制性宣传，增强歧义性，但故事、细节和以人为本有什么联系呢？随着媒体日益商业化，越来越多的媒体将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作为自己的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共同支配下，媒体所创造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关怀是非常有魅力的，甚至是欺骗性的。“人”和“官”一样，都是一个模糊的、想象的群体。人们需要的，想说的/想做的，都由媒体来代表，媒体“提供一切”给受众，剥夺了我们理性思考的权利。
(二)讲故事可能带来的后果
遵循“主题事件、事件故事、故事人物塑造和人物细节”的叙事逻辑确实能有效吸引观众和提高收视率。然而，由于关注，的细节，在这类节目中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不是事件的本质、主要人物的动机、目的、手段和结果，而是“态度”。换句话说，不是本质和过程，而是表象。傲慢和挑衅的表情和言辞最容易引起观众的愤慨。对这类人物的“修复”乃至惩罚，让观众感受到类似于在天空中行动，给世界以正义和正义的“侠”的快感。一般情况下，得罪或者不配合记者的人，都会在节目中得到相应的报应。这一方面是因为观众会认同媒体一方，用当事人对记者的态度来判断是非，说明观众看这样的节目不够合理；另一方面，流行的思维在深度上不是关注(事件的本质)，而是被扁平化的意义所取代，即事件与事件之间、事件与人(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倾向同时影响到记者和观众，镜头内外的人都感到义愤填膺，普通中国人本来就单薄的法治意识消失得无影无踪。“讲故事”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去政治化”。“社会生活中的轶事和八卦集中并吸引了公众对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的关注，并使这些事件变得悲惨，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起‘社会问题’。”政治意识形态被彻底放逐，必然导致问题的庸俗化，使电视新闻失去原有的力量。
当然，到目前为止，《新闻调查》已经被大多数专业人士列为相对成功的电视新闻栏目，这与它的平台，题材选择、主持人明星效应、普通人对评书的快乐认同等诸多原因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有理由希望《新闻调查》以及更多类似的栏目能够进一步肩负起新闻媒体的责任，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来充当当代的“蓝天”，迈出下一步。
参考文献：
[1]梁建增。中国调查[M]。华夏出版社，
[2]哈维尔。故事与极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