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提名“9.11”事件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到65%。
周年纪念后两周，媒体对“9.11”的报道逐渐减少，只有30%的受访者将“9.11”列为几十年来两个“特别重要”事件之一。
可以看出，新闻报道的数量可以极大地影响那些接触媒体报道的旁观者对事物重要性的看法。
2000年夏天，德国杜塞尔多夫火车站发生爆炸，数名东欧移民受伤。在众多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一篇报道的细节就能引起公众的同情。——一名受害者不仅在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还在肚子里失去了一个婴儿。
警方没有证据，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怀疑爆炸与反移民右翼团体有关。
报道的细节和警方的怀疑刺激了媒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媒体继续发表关于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的文章。
根据同期进行的民意调查，认为右翼极端主义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人数从几乎为零飙升至35%。
更重要的是，几个月后，在相关媒体报道消失后，这一民意调查的比例再次回落到几乎为零的原始水平。
由此不难看出，新闻报道受轰动效应或时效性因素的驱动，首先引起了观众的注意，然后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观众的关注。焦点的改变反过来又影响了观众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曾经说过：“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严肃的，除非你去思考它。”
媒体扮演着“不怕大事”的角色。事件发生后，用了很长时间才报道“爆炸案”，这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提醒公众在此时此刻要好好想想。
然而，媒体并不关心公众对此事的看法。就像一个妓女站在街上，她在街上勾搭上潜在的客户，“来吧，来玩吧，大哥”。她只是勾搭上了，但她不在乎客户是否冷静，他们是否会生病，他们的家人是否会受到影响，或者客户是否会经常想起她。
我们这些被“勾搭”的人，家长，看了报告，又是心疼，又是生气，又是咒骂，这也影响了孩子们对幼儿园的信任和评价；作为幼儿园教师，在阅读报告和公众反应后，他们变得紧张和慌乱，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媒体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只看平台的交通流量是否大，交通的主要收入是否多。
慢慢地，时间败坏了新闻事件，或者其他热点拉开了过去。今天喧闹的话题可以在一瞬间消失，被媒体忽视，被公众遗忘，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媒体无休止的疯狂轰炸和公众看似热情的关注最终落到了哪里？
这只是一场观众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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